从eSIM看自由的权力逻辑 从eSIM看自由的权力逻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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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看到中国终于要上eSIM了。eSIM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了，美版的iPhone甚至早就取消了SIM卡插槽，只能使用eSIM。相较于传统的 SIM 卡，eSIM 不需要实体卡，也就不需要物流，在线购买激活都十分方便。

一、eSIM：技术便利与权力防火墙

然而，如果允许开放 eSIM，老百姓就能很方便的购买境外流量卡翻墙，因此，中共一直很抵触 eSIM。之前就有境外流量卡流入国内，但因为实体SIM卡需要通过物流交付，所以很容易就被中共封杀了。而eSIM无需物流直接下载使用的特点正好可以绕过这种封杀，所以中共一直没有放行这项技术。

那么这次中共为何又对eSIM放行了呢？因为针对 eSIM 的防火墙已经建好了。这当然是一个比喻。中共推出的，实际上是一个阉割版的eSIM，它的规则是：在中国境内，只允许激活境内几家运营商的eSIM，不允许激活境外运营商的eSIM。换句话说，通过购买境外eSIM来翻墙这条路，已经提前被堵死了。这就是中共放行eSIM的前提。

作为中共钳制人民自由的一条最新例证，这也不算出乎预料。不过我在调研eSIM这个话题的时候，发现了另一条有意思的线索。

我们在美国使用eSIM，如果要换手机，可以自助迁移eSIM，操作还是很方便的，自己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完成，也不收取费用，就像以前把SIM卡从旧手机拔出来插入到新手机上一样。在很多国家使用eSIM的体验都是这样的。作为一项新技术，使用eSIM理应比使用原来的SIM更方便才对，但是，我却发现一个让我很震惊的情况：在台湾，eSIM 换手机必须亲自去营业厅，还要缴纳 300 台币的费用。

传统 SIM 卡换手机，无非就是拔插一下的事；eSIM 本应作为更新换代的技术，理应更加方便，怎么还反而更麻烦了呢？我对此十分困惑。进一步查证后发现，这是因为台湾的监管规定所致。可问题是：eSIM 已经问世多年，这么明显不合时宜的规定，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改进？台湾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，管理者就不用考虑方便民众吗？而且不仅是台湾，日本、韩国在 eSIM 的使用上，也都有类似的问题：要么手续繁琐，要么还收取额外费用。如果说中共的阉割版 eSIM还可以用独裁专制来解释，那么台湾和日韩呢？它们明明是成熟的民主社会，为什么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呢？

二、原生民主与输入型民主的自由逻辑

我想这还得从民主的来源说起了。表面上大家都是民主国家，但其实民主的根不一样。欧美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从内部产生了现代民主制度，他们的民主是原生的。而这几个东亚国家的民主则都是二战后外力推动下建立的制度框架——日本在二战前是军国主义体制，二战后被美国强制改造；韩国和台湾则先是威权统治，经过民众的长期抗争和美国的压力逐步走向民主。所以它们的民主都是输入型的。

在原生民主国家里，主权在民，自由是天赋人权，人民通过社会契约授权建立政府，只要没有授予政府的权利，都由人民保留；而在输入型民主国家里，人民的自由并不是天赋的，而是被制度赋予的权利，只要没有赋予人民的权利，人民都没有。

这有点类似于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。原生民主国家实行的就是无罪推定，默认人民是自由的，只有国家能证明你违反了明确的法律，才能限制你的自由。而输入型民主国家实行的则是有罪推定，默认人民没有权利，必须等国家说你可以做这个，才算合法。

因此，东亚的民主更像是一种表层民主。根基并不牢固。管制逻辑依然强大，不仅阻碍创新，也让社会存在风险：一旦失去了欧美的秩序输入，政府随时可能限制人民的权利，从而退回到威权甚至专制。

三、商业文明与自由

为什么只有欧美产生了原生民主呢？很多这方面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答案——经济文明的底层差异。

在欧洲，自由能够生长，是因为它有商业文明作为土壤。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欧洲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城市。威尼斯、热那亚靠海上贸易发家，掌握了金融和航运；北欧的汉萨同盟，几十个城市联合起来，控制了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。在这些城市里，商人和行会慢慢积累了财富和影响力。关键在于：他们的财富不是靠国王分封的土地，而是靠贸易和商业网络自己创造的。这就意味着，他们不必完全依赖国王或领主。既然不依赖，就有底气对权力说“不”。他们要求自治，要求契约，要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商业活动。久而久之，这种契约精神和自治传统就一点点生根发芽，最后发展成民主的习惯。

再看看东亚，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半岛，底色却是农业文明。国家通过土地税收掌控经济命脉。农民世世代代固定在土地上，几乎没有自由迁徙的可能。商业当然也存在，但往往被视为附属的、不稳定的，随时可能被打压。

结果就是：在农业文明下，国家天然强大，社会天然脆弱；而在商业文明下，社会力量多元，国家必须和社会讨价还价。

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欧洲，自由传统可以逐渐孕育出来；而在东亚，即便后来把民主制度移植过来，自由的根基依然很浅，因为它缺乏那个真正滋养自由的经济土壤。

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东亚没有发展出商业文明？

其实，中国并不是没有商业传统。相反，中国的商业萌芽其实很早。“商朝”的“商”，就是商业的意思，商族人早期就是靠经商起家的。换句话说，商业曾经在中国是堂堂正正的根基力量。战国时期，商业已经非常发达。当时各国竞争激烈，谁都需要财富和物资来打仗。商人有了用武之地，甚至能直接影响政治。秦国著名的丞相吕不韦，原来就是商人。那个时期，百姓也可以迁徙，可以选择到哪国去发展，社会的活力很强。当时的环境还挺像欧洲中世纪城市商业的兴起。

但这样的繁荣没有持续下去。秦统一之后，一切戛然而止。权力逻辑代替了经济发展，一切服务于维护稳定，国家不再追求商业带来的活力。于是，商业被视为“不安定的因素”，遭到打压，商业文明的根基，被大一统体制人为掐断；而农民则被永久固定在土地上，不允许随便迁徙。结果就是，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，从“财富与活力”转向了“权力与稳定”。中国原本可能发展出一条商业文明的道路——从商朝的商业起点，到战国的繁荣——却在秦汉大一统之后被彻底锁死。

所以说中国不是天生就没有商业，而是商业文明的火苗曾经存在过，但被大一统体制强行掐灭了。这就是大一统的真正危害。它不仅仅是从地域上实现了统一，更是把社会里所有可能的竞争力量都统一、收编，最终消灭掉。商业不能独立，文化不能独立、思想不能独立，宗教也不能独立——一切都要为权力服务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并不是商业文明孕育了自由，而是自由的社会环境孕育了商业文明。

四、政教分立——欧洲自由的根基

那么为什么中国走向了大一统，扼杀了商业文明，而欧洲却在类似的环境里孕育出了自由？这到底是秦始皇的错，还是基督教文明的善果？

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先秦的制度来看。夏、商、周三代虽然不像后世那样用郡县制直接管理天下，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，已经算是“大一统”了。天子不仅是最高的祭司，也是世俗君主。哪怕周天子后来式微，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里，也都是“小一统”：既掌握宗教权威，也掌握政治权力。换句话说，中国自古就是政教合一的格局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先秦“百家争鸣”，表面上很繁荣，但本质上都是围绕“帝王之术”展开的。儒家讲仁义，法家讲刑罚，道家讲无为，墨家讲兼爱——听起来差别很大，但大家争论的核心都是：哪一套学说更能让国家更强、君主更稳。没有哪个思想体系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。最后法家胜出，秦统一天下，彻底压制了商业和社会的独立性。

而欧洲的封建领主、国王，表面上看也是诸侯林立，但有一个根本的不同：它有一个独立于世俗君主的教廷。国王管世俗事务，教皇管灵魂救赎，双方合法性不同、彼此无法消灭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格局：政教分立、二元制衡。

这种长期的权力对抗，在客观上制造出了“夹缝”，让商业力量得以生存和壮大。像威尼斯、热那亚、佛罗伦萨这些城市，名义上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或教皇国，但实际上高度自治。国王和教皇都离不开他们的财富，却谁也不能完全控制他们。自由，就是在这种结构里逐渐长出来的。

反观其他宗教体系，包括与天主教同源的东正教、亚美尼亚教会、埃塞俄比亚教会，乃至中国的儒教体系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政教合一或者宗教附属于政权，思想、宗教、商业都被纳入国家机器之中，自然无法孕育出自由。

欧洲在宗教改革之后，教会权威衰落。按照传统叙事，宗教改革打破教会垄断，文艺复兴唤醒人文主义，进而产生自由主义思想，再推动制度变革，最后走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。然而这并不是事实，它过分强调了思想的作用，而忽视了制度结构的变化。

宗教改革之后，教皇的跨国权威被削弱甚至驱逐，尤其在新教地区，诸侯和王公趁机夺取了教会的土地和财政。宗教权威地方化，“教随国定”，国王和诸侯兼并了宗教权威，成为“国家+宗教”双重合法性的中心。原本制衡国王的一极消失了，而新的社会制衡力量（比如议会、市民自治）还没成长起来。于是王权成了最大的赢家，欧陆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君主专制的黄金时代，自由空间反而比中世纪还要小。

所以说，正是欧洲中世纪政教二元的格局，给了商业和社会力量生长的空间，也为现代自由奠定了基础；一旦这种格局被打破，自由的土壤反而会萎缩。这也是为什么宗教改革之后，思想虽然活跃，自由主义的思想开始涌现，但自由本身并没有立刻扩大，反而经历了一个专制的回潮期。法国作为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发源地之一，经历了血腥的法国大革命，最后还是回到了君主专制上。

五、垂直分权——自由的权力结构

那么我们显而易见的会想到，现代社会越来越世俗化，教会早就失去了制衡国家权力的能力。如果说传统叙事不正确，那么现代自由民主又是如何诞生与维系的呢？

自由的根本，其实不在于信仰，而在于不同的权力能否形成相互制衡的结构。这些不同的权力，必须来自不同的合法性来源，彼此不能相互消灭，但又能同时作用在同一群人身上。这样形成的，不是横向地盘之争，而是一种不同维度上的权力制衡，我称之为垂直分权。

在中世纪，这种垂直分权的格局是“国王 vs 教皇”；而在现代，垂直分权主要有两种路径：原生型和输入型。

原生型的代表就是英美。而巧合的是，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。

英国是在议会和王权长期的博弈中达成了制度平衡——议会提供契约合法性，王室提供传统合法性。

美国则是先有十三个独立的殖民地，再通过反复谈判组建联邦，最后通过内战强化联邦，形成了联邦与州权并存的垂直分权结构。

这种结构，正是现代自由的根基：它保证了权力永远不会“一元化”，任何一个权力中心都无法为所欲为。

输入型的代表就是欧陆和东亚。这些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，都是在二战后由美国的力量投射下建立的。美国在这里扮演的角色，类似于中世纪的教皇国：在这些国家内部原本缺乏垂直分权的情况下，美国作为一个外部的、不同合法性来源的权力中心，平衡了它们内部的政治权力，提供了外部约束。这就是为什么日韩、台湾、德国、意大利的民主能够迅速稳定下来。

这些国家虽然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也存在相互制衡以防止权力在某一个环节被完全垄断，但它的局限在于——它仍然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部设计。行政、立法、司法这三种权力，最终都来自同一部宪法、同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框架。

这意味着，一旦整个政治共同体本身出现严重的倾斜，三权分立也可能被架空。比如，一个党派在行政和立法同时占绝对多数，还能长期任命司法，三权分立形同虚设。

历史上这已经发生过：一战后欧洲帝国瓦解，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采用了先进的三权分立制度；但由于美国退回孤立主义，缺乏外部力量平衡，在1920–30年代经济危机中，这些民主制度纷纷崩溃，走向独裁和法西斯统治。自由空间荡然无存。

而二战后，美国积极介入欧洲，成为一种新的“合法性来源”，与各国本土权力形成纵向结构，这才让欧洲的民主得以长期稳定。

所以这里的“垂直分权”不仅仅是分工，而是真正的双重主权结构：两个合法性来源不同的权力体系叠加在同一群公民身上，彼此无法消灭，从而实现制衡。这种结构，比单一国家内部的制度设计更稳固。

像联合国、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类似的作用，但作用目前还很有限。它们更像是美国建国初期的邦联时期和联邦早期阶段，缺乏强制力和财政、军事实力，无法真正与国家主权抗衡。美国的联邦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得到加强，才最终实现了与州权制衡的格局。联合国和欧盟距离这种程度还差得很远。

六、美国的全球霸权——现代自由世界的定海神针

可以说美国的全球霸权就是现代自由世界的定海神针。可是很多人并不理解或认同这一点，往往从国家、民族大义出发来挑战美国的介入。我们必须指出，国家、民族并不是什么天然正义的东西，也不是什么自古以来的概念，都是近代才发明出来，常常被野心家利用的。伴随民族国家的出现而来的是无尽的战争——从三十年战争到普法战争——欧陆列强不断进行军事动员和兼并扩张，像极了中国战国末期走向统一的过程。如果美国没有介入二战，那么欧洲可能就像战国列国一样被纳粹统一了，而希特勒就成了欧洲秦始皇，也就没有了今天的自由欧洲，说不定在现代生产力下会最终陷入全球大一统。

美国以及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的诞生有其历史偶然性。比如美国不参加二战、或者参战但是没打赢。另一方面美国联邦格局的稳定也有其偶然性。如果南北战争是南方胜利了，那么联邦早就瓦解了。然而，我也相信这里面存在某种必然性。一旦自由制度真正运转起来，其制度优势是压倒性的，所以在长期博弈中胜出理应是必然的。

近年来，美国国内的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。比如“民主指数”排名，美国已经掉到了全球二十多名，被归类为“有缺陷的民主”。很多人担心美国的自由制度会不会自己翻车？

我认为这是不会的。民主指数这种排名，其实更注重表现层面，比如选举质量、政治极化、媒体自由等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制度的内在机制。美国的自由制度是“原生的”，是联邦与州权之间长期博弈的平衡产物。联邦和州各自有独立的合法性来源，双方的权力博弈是一种动态的过程。比如，近年来随着联邦权力扩张引发担忧，不少州也在采取对冲措施，比如重建或恢复州防卫军，加强地方主权。这就体现了制度的“自我调节能力”——联邦和州都可以各自采取主动行动，维持一种动态平衡。这种结构的韧性非常强，不太可能因为短期的政治波动就“翻车”。

反倒是那些输入型民主国家，哪怕他们在“民主指数”上的得分比美国还高，一旦美国的力量撤出，就很容易迅速滑回威权甚至专制。比如东欧的波兰、匈牙利，近年来就出现了明显的威权化倾向。

最近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呼声高涨，随着美国从全球事务中的收缩，在一些局部地区，可能会出现动荡，但整体上自由世界的秩序不会崩溃。美国不可能轻易从全球撤退，这不仅会重塑整个世界格局，更重要的是——美国自身的政治、经济、金融、军事体系，早已深深绑定在美元霸权与全球秩序的维系之上。

美国维持全球秩序，可不是单纯的“理想主义”，也不是单纯的“霸权主义”，而是一套内生的权力—利益体系。举个例子：美国联邦政府之所以能长期高赤字、高债务运转，却不爆发债务危机，核心原因就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。全球央行和投资者把美国国债当“无风险资产”来买，为美国财政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融资。如果美国从全球大规模撤退，美元的信用体系受损，这条融资链就可能断裂，导致美国国内财政压力骤增，利率飙升，资产价格剧烈震荡。

对华尔街、财政部、军工复合体、甚至普通消费者来说，美元霸权和全球秩序不是“外交选择”，而是切切实实的生存利益。所以，美国的全球角色，不是一个“可以随时退出的包袱”，而是它自身结构的一部分。要退出，不仅要放弃海外利益，还得连根拔起国内的整个经济政治格局，这是非常不现实的。

美国未来的战略不会是全面退场，而是调整方式。未来的重点是“重新计算投入产出比”——也就是战略收缩 + 精准投射，而不是全面退出。自由世界不会整体崩塌，但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，那些位于美国全球投射“边缘地带”的区域，比如部分拉美、非洲、甚至中亚，确实有可能出现自由倒退、威权复辟甚至地缘冲突的局部现象。

随着美国在非洲、拉美等一些地区的战略收缩，中共正在趁机填补空白，表面上看像是此消彼长，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构成挑战，但实际上中共是做不到的。

美国的全球霸权靠的是一整套制度体系，核心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。美元可以通过全球融资和资本回流，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支撑机制，美国维持海外存在的成本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由全球来“买单”的。

中共完全没有这种能力。它的对外扩张主要靠国家资本和政策性贷款，本质上是掏自己的钱“大撒币”。这种模式一旦项目回报不佳，坏账就会直接砸在国内金融体系上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共连国内金融稳定都要靠严格的外汇管制来维系，人民币国际化几乎没有现实可能，更不具备替代美元的能力。

所以，美国的局部收缩不会轻易让中国取而代之。中共顶多是在一些边缘地区搞点存在感，但难以支撑全球性体系。

七、中国的自由困境与未来路径

对于中国未来实现民主自由的可能性，实话说我是偏悲观的。放眼整个东亚，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建立起“垂直分权”的权力格局。日韩、台湾虽然实现了民主，但本质上都是输入型民主——靠的是美国的秩序输出来平衡本土权力。而中国还是一个体量庞大、资源丰富的大国，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秩序的输入，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来打破权力垄断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。所以即使共产党在中国倒台了，只要“大一统”的观念和体制还没有被根本破除，结果很可能只是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——换汤不换药，权力结构不变，自由依旧无从实现。

大一统体制在中国已经运行两千多年了，它不仅仅是一种制度，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意识形态，根深蒂固。至今大部分中国人依然沉浸在“大一统”的幻想中，甚至妄图“统一台湾”；却很少有人意识到，这种“大一统”的执念，本身就是扼杀自由的最大敌人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要在中国打破大一统，比任何地方都要困难得多。

但我想说，希望总还是有的，只是道路非常艰难。第一步，必须是思想层面的突破——破除大一统的迷思。没有这一点，一切制度改革、政权更迭，最终都可能回到同一个循环。也就是说，不仅要打倒习近平，打倒共产党，还要打倒中国，以及打倒“汉族”这个虚构出来的整体！“中国”、“汉族”这些“大一统”名词，本身就跟自由格格不入。

但是即使国家体量缩小到不足以抵御外部秩序输入时，想走上日韩、台湾的道路，融入自由世界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实现民主转型，也可能不完全行。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美国为什么会战略收缩？

但从根子上讲，孤立主义是美国的传统，建立全球霸权对于美国来说不是必要和必然的。二战之后，美国之所以没有像一战之后那样回归孤立主义，现实的原因是苏联的崛起。

虽然苏联在二战中是同盟国的一员，但它本身就是二战的“发动者之一”——1939年的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》实际上促成了波兰的瓜分和战争的爆发。战争后期，苏联借助盟军在欧洲的推进，迅速占领了东欧大片地区。

战后，苏联不仅没有像纳粹德国一样被彻底打垮，反而借机扩张了势力范围，形成了“东欧集团”，并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正面冲突。这就使得美国不得不继续深度介入全球事务，遏制苏联的扩张，防止出现“红色世界秩序”。

冷战可以说就是二战的延续，是苏联客观上“造就”了美国的全球角色，因缘际会之下促成了自由世界的诞生。

正是因为苏联这个强大的外部威胁的存在，迫使美国不得不领导起自由世界。冷战结束、苏联解体之后，这个外部威胁削弱了，美国秩序输出的动力就弱了。另一方面，外部威胁的减弱，也让一些国家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下开始抵制美国。表面上，好像更多国家建立起了民主制度，加入了自由世界，但实际上，自由世界内部的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一些国家开始出现民主倒退。

在东亚，中国就是那个外部威胁，是其他东亚民主国家愿意接受美国秩序输入的外因。如果中国自由化了，反而会削弱东亚自由世界的根基。所以中国通过融入自由世界实现民主化是很难成功的，甚至可能削弱周边国家民主制度的稳定。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像美国一样，在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基础上，自下而上逐步建立一个联邦结构，形成内生的垂直分权格局。这样不仅自身能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，还能对周边形成秩序输出，成为新的区域平衡力量。

实际上，欧盟现在就是在探索这个方向，只不过才刚刚走到相当于美国早期邦联的阶段。

近年来兴起的“诸夏”理论和一些地方性的独立运动，正是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上对这一方向的探索。它们未必马上就能成功，但至少，它们在为未来的自由播下思想的种子。

结语

今天从一个小小的 eSIM 话题，一路追溯到了制度、历史、思想、权力结构，甚至未来的可能路径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。